1949年12月16日下午6时，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会客厅，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联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这是两位历史巨人的第一次见面，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青，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接着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而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中国革命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

毛泽东话没说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没有让毛泽东把话说完，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和中方人员坐在左侧。

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

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利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

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淡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

不过，谈话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交流，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想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其实早在1949年7月，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

但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曾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 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但他话锋一转，却建议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

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 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

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在斯大林看来，中苏条约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旅顺口驻军问题。“特别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获得好评。 同时， 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做到了。”

斯大林的话使高度重视中苏两党阶级利益一致性的毛泽东顿感为难，他明确表示对此十分意外，但能够理解。

斯大林虽然委婉拒绝了毛泽东改订新条约的提议，但并没有让毛泽东马上感到太多的不愉快。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的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随行的俄文翻译师哲担心直译出来，苏联同志不好理解，就在翻译时专门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但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还是不能理解，大都目瞪口呆，只有曾为克格勃领导的贝利亚笑出声来。

斯大林虽然也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他沉着冷静，仍然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愿明说，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

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听了很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斯大林在寻根问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那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

斯大林的想法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是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由毛泽东签字，这理所当然。

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很难理解。

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即使目前不适合改旧约，如能将类似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形成一个条约，再搞个签字仪式，由总理来正式签约，这于新政府来说，也算有些尊严。

两位伟人都在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问题。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斯大林忧心忡忡，安排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驻华大使罗申来毛泽东处访问、交谈。

有时他也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

甚至，斯大林还给师哲打了一次电话，试图通过他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师哲不好说，也不了解毛泽东那时在想什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不经意间，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几天了。

新中国的领袖就这么“无所事事”地呆在另一个国家的首都，的确有些不像那么回事。

一天，斯大林的私人代表柯瓦廖夫来看毛泽东，他是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一起陪同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

一直低沉的毛泽东突然对他发了一通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睡觉吗？”

发了一通脾气的毛泽东其实心情并不坏，柯瓦廖夫走后，师哲去见毛泽东，只见主席的情绪很好，还高兴地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目的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就在大家努力相互试探着把会谈成果更进一步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从12月16日到莫斯科之日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活动的消息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

但从22日苏联政府大型祝寿宴会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似乎销声匿迹了。

国际上出现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甚至散布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个重要的动向是英国和印度准备承认新中国。

在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

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斯大林决定，改变不废除中苏旧约的初衷，一并商议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

双方的思想统一了，可以付诸实际行动了，如何开始呢，当务之急是先破除英媒的谣言。

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十几天来竟然没有消息报道会晤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确容易引起种种猜测。

闻风而来的英国通讯社这则谣言，此时确实让人难以回应，它带来的杀伤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无疑有着相当的影响。

足智多谋的王稼祥提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到苏联的目的。

1950年1月2日，苏联报纸刊发毛泽东《答记者问》。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国际社会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

而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当晚8时，莫洛托夫和负责贸易工作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米格设计局创始人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哥哥）一同拜访毛泽东，特别提出希望了解对解决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三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都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 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

(丙)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

如果按照乙、丙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和雅尔塔协议的顾虑，给苏联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当然，他更热切地期望能够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关系之后，莫洛托夫马上回应：“（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回答：“是的。”

毛泽东开始思考周恩来行程和签订条约的时间，很快对莫洛托夫说：

“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恩来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走后，毛泽东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 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斯大林最终同意签订新约，毛泽东如释重负，前些天的不安与不满一扫而光。

此行如不能取得足够成果，以显示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不仅会伤害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新政府的形象，而且会使亿万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国内各界民众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并便利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宣传。

因为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

而尽管新中国在诞生的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持怀疑态度。

时为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回忆：“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

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急需得到苏联的有力帮助与支持，考虑到中苏两党关系的特殊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

而另一方面，由于几年来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把国内民众对实现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渴望，推进到空前的高度。

中共中央这时的主要外交考虑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即根本废除旧政府遗留下的一切外交条约，与所有国家重建外交关系。

要做到这一点，真正实现毛泽东关于“另起炉灶”的外交意图，能否废除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另订新约，自然成为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对苏联网开一面，难免会影响和动摇共产党人彻底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形象。中共处于执政党地位，又在建国之初，另订新约与协定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为此，毛泽东曾向斯大林的私人代表柯瓦廖夫解释说：

“与苏联确定关系，重订新约，对中国开展外交工作意义重大，因为新政府只有在同苏联缔结了关于友好、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以及关于贷款、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之后，才能允许外国的外交使团到中国来。

也只有参照和依据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才便于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

因此，尽管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所同意的新约中还会有许多问题要面对现实，但他仍然深受鼓舞。

毛泽东明确电告国内的领导人，至少要让人民了解：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事实上，所有曾为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几乎都把摆脱民族屈辱地位，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首要的奋斗目标。

长期被压迫、受屈辱的民族悲情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革命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唤醒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会对革命党建立新的国家关系的努力，起到巨大推动甚或是牵制的作用。

一般国家的革命党如此，而经过长期战争，且以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而自豪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如此，他们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愿望更为强烈。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前，在代表团抵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周恩来与毛泽东在电话中谈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工作。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谈。”

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1月22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中苏正式会谈再次开始，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

谈判的过程时而紧张，时而放松，虽然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矛盾，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以达成协议。

谈到旅顺港问题时，斯大林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另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考虑到新中国尚无海军，面对来自美日可能的威胁，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前不易定夺，毛泽东赞同第一个办法。

斯大林非常满意，在当毛泽东提到担心废除旅顺口协定，可能要牵涉雅尔塔协定，从而“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的问题时。

斯大林满不在乎地表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让美国人“见它的鬼吧！”

而当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时，谈话突然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了解到，斯大林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但是苏方的这个要求干涉了我国的内政，会谈不可避免地出现不愉快的气氛。

周恩来坚持两国权利对等的态度到底使得苏联领导人在思想上受到一些触动，他们在相关的条文上开始注意要适当限制自己的权利。

最终这个问题在一个补充性新的协定草案中约定：在规定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的同时，也相应规定邻近中国东北和新疆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同样不许第三国势力介入。

不过，更多的时候，在谈判过程中，每当周恩来着意强调中方的权利时，都会使苏方代表备感不快。

这些争执，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苏双方各自不同的历史情结与民族立场。

由于中国有着近百年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压的惨痛历史，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强烈的悲情意识，对民族平等和权利对等问题高度敏感。

而苏联人在与弱小国家的关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更关心的是既得利益的得失，往往很难体会中国人民对民族平等的渴求，和力争平等权利以扫除历史屈辱感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总理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上，又发生了点小插曲。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

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斯大林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

各种镜头对着与会代表，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着师哲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说完要求师哲翻译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后愤怒而幽默地来了一句：“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斯大林非常敏感，回头问师哲，师哲回答：“这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于是，斯大林不好意思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

这种事情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让人啼笑皆非。

毛泽东以他非凡的洞察力，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翻译人员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再过几个钟头，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回答：“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酒会预定晚9时举行，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

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

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久久不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为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两位世纪伟人和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

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

眼看着隔板和玻璃门都要挤碎了，周恩来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恩来致祝酒词，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恩来的俄文讲话稿。

周恩来临场未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说得和原稿几乎一字不差。大意是：

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鼓励，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回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的祝酒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的讲话很轻松，没有讲稿，大意是：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而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使得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证，有助于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曾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